这条线路由从上海出发，经香港，广东汕头、大埔，闽西永定、上杭、长汀，抵达目的地江西瑞金

　　在这3000公里交通线上，交通员们日夜不停地传递信件、护送干部、输送物资进入苏区。据不完全统计，中央红色交通线共护送周恩来、瞿秋白、等200多位领导干部转移到中央苏区，还运送了6000多担苏区紧缺的物资，同时传递了大量中央和地方的文件、情报资料

　　大革命失败后，以为代表的中国人，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开辟了赣南、闽西等革命根据地。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定都瑞金。彼时，党中央仍设在大城市上海，与江西、福建等地的农村根据地相距遥远，空间距离成了推进中国革命高潮到来的一大障碍。

　　驱车行驶在龙岩的高速公路上，窗外层峦叠嶂。这里山高水长，地势险峻而易守难攻，同时也意味着交通不便、信息不畅。“上海是指挥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心，但是与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央苏区之间隔着白区，党中央无法及时了解中央苏区的真实情况，一度对中央苏区的革命形势产生误判，发出与苏区革命形势发展大相径庭的指示。”福建省委党史方志办副主任王盛泽说。

　　1930年，派人专程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书记周恩来汇报急需建立由上海通往闽西、赣南苏区交通线的意见与设想，得到周恩来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同年，周恩来领导成立中央交通局，开辟了由上海党中央通往全国各革命根据地的长江、北方、南方三条秘密交通线。其中，连接上海与闽西赣南中央苏区的南方线，后来被称为“中央红色交通线”。

　　“一日走40-70里，机要文件日夜兼程100里。”3000公里交通线上，交通员们日夜不停地传递信件、护送干部、输送物资进入苏区。据不完全统计，中央红色交通线共护送周恩来、瞿秋白、等200多位领导干部转移到中央苏区，还运送了6000多担苏区紧缺的物资，同时传递了大量中央和地方的文件、情报资料。

　　闽西交通大站曾设在虎岗镇虎西村晏田祠。还未走近晏田祠，一座灰白色砖木结构的建筑就映入眼中。这是绝密交通线上少见的大站，主屋带有前廊，两翼还有横屋，中轴线自东向西依次为池塘、围墙、天井和正厅。在虎岗，墙上保留着很多当年红军言简意赅、朗朗上口的手写标语。这些红军足迹的重要标识揭示着这里坚实的革命基础。就是利用这些有利条件，中央红色交通线日夜不停地传递信件，护送干部和输送物资进入苏区。

　　为了保障安全，交通线实行了一整套秘密工作方法。例如，各线、站只同所在地党委书记一人联系，不准和别的负责人发生关系。交通员只有单线联系，不发生任何横的关系，一般互不认识，也不了解全线的情况。在交通站点的安排上，有的点以家庭形式出现，有的则以店铺或者学校形式出现，甚至有的点还出现在娱乐场所。交通员在执行任务时，常用别的身份作掩护，一般化装成商人、画家、探亲或赶集的买卖人；多是两人结伴同行，一前一后，前者空手，主要看风，后者身带文件。前面发现情况，后面就马上转移，保护文件的安全。运送的物资经过包装后，由交通员化装携带，或利用社会关系托运到汕头，再由交通站转运。

　　水陆交接的码头处，常有重重关卡。“码头上等候的交通员如果看到靠岸的船只前面挂一个竹制的帽子，就明白船上有货物或重要人物。接头暗语‘江面无风，要起船了’表示可以安全交接，反之‘江面起风了’就代表危险。”永定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征研股股长林添茂说，船到广东大埔青溪站后，交通站立即组织群众趁夜抢运，再转运至闽西。

　　店内前后厅两边各有一扇门，加上前门和后门，这座商铺竟有六扇门。现在的店主人余必胜说，爷爷余景年曾对家人讲，如果有人先摸门板上的门洞，发出有规律的声音，再敲门三下，即可开门。否则，绝不随便开门。虽然当时他感到不解，现在想来，这叩门声应是“接头暗号”，而屋内的六扇门，则是为了交通员接头时若遇上抓捕，可向多个方向逃跑。

　　在执行任务过程中，交通员要遵守十分严格的保密纪律。交通员不能查看和询问无关信息，甚至不许照相。曾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和秘密交通站接上头以后，一切行动都听向导的。不该问的，什么都不能问，你问他，他也不会告诉你。靠近城镇地区，你只是远远地跟在向导后边走就是了，他说白天走就白天走，他说晚上走就晚上走。”

　　为了避免随身携带的情报和物资被搜到，交通员们想尽了办法。柴火里、雨伞中间的竹竿里、装运书籍的竹篓里，甚至粪桶里，都可能装有物资与情报。在闽西革命历史纪念馆中，摆着一个农村双层粪桶的复制品，上层可以装粪肥，从旁边拉开藏着一个隐蔽的隔层，可以放盐巴、药品等物资。当年交通员和农村妇女运输队就是以挑粪下田为掩护，一担一担地为根据地军送急缺物资。“大粪臭气熏天，关卡检查人员不愿靠近。类似的土办法和民间智慧解决了不少物资或情报运送的难题。”林添茂说。

　　“客人”由上海经潮州潮安而来。在开往潮安的火车上，突遇查票员查票。同行的交通员立即站起来挡住“客人”，同时把车票交给检票员，三言两语岔开话题，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一场可能的危机终于有惊无险化解。到达目的地后，“客人”电告中央“一路顺风，平安到达‘娘家’”。原来，他就是化名为“伍豪”的周恩来。

　　多位亲人的牺牲没有阻挡邹家参加革命的决心。邹春仁牺牲的次年，他的堂兄弟邹作仁、邹端仁陆续被捕牺牲。邹端仁因运送食盐被捕后，宁死不交代盐的秘密。恼羞成怒的敌人将他吊在大树上，严刑拷打后射杀，并在他的尸体上淋煤油点火焚烧。邹端仁大女儿邹桂英回忆说，她去收尸时，父亲已被烧成咸鱼干一样，自己此生便再未吃过咸鱼干。

　　大埔交通站有两条专供运载物资的运输船，有时货物多，就通知其他船工和群众帮忙。“许多物资都要当地群众从陆路挑到目的地，据说参加抢运担货的大埔青溪乡群众最多时有100多人。”王盛泽说，当时交通站负责护送，运输则靠群众。群众很有组织，一叫就来，不论雨天黑夜。群众看见穿黑衫、带驳壳枪的交通员一来，就主动准备好工具等待来叫挑担。有的群众因为帮助运送物资被民团抓捕，不愿交代秘密而遭杀害。

　　客家人称土地公为“伯公”，客家人走到哪里，“伯公庙”就建在哪里。地处山坳的闽西小村“伯公凹”，是1930年代中央红色交通线“入闽第一站”。今天，它是人们感悟“红色交通线精神”的红色地标。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90周年之际，记者从福建龙岩永定城区出发，将这个闽粤交界处的深山小村庄，作为探寻“中央苏区血脉”的第一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