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买菜除了按时令外，也看我们这帮食客的回馈。只要是大家赞赏的食材，他就会一直买。有时候我会不耐烦地告诉他，这道菜我吃厌了，他才终于不再买了。现在想来，这其实是不善沟通的父亲对我们的爱意，而当时我只觉得老爸怎么这么没创意。
我小学时，姐姐还未离家远行，舅舅姨妈们和一众表亲也时常来我家吃饭，因此每天开饭都是热热闹闹的。人多了，菜的式样自然也多了，即便到后来只有我们三个人了，父亲还是每天都会买很多菜，生怕没有我喜欢吃的菜式。
父亲还是一个喜欢尝试新奇食材的人。有段时间冰鲜区出现了一种叫做鸦片鱼头的海鲜，一个个鱼头排放在那里卖，并不见鱼身。父亲就买了一个回来，母亲不知该如何处置，就用单鲍（用盐稍加醃製后蒸熟）带鱼的方法处理了。没想到这鱼头皮厚肉嫩，还有胶质，味道竟然不错。回想起来，这应该是牙鲆鱼的头，“鸦片”乃音讹。远在嵊州人流行吃虾蛄前，我们家便开始吃这种怪物了。一开始我觉得牠甚是吓人，不知道父亲为什么会想买这种怪虫子回家。一吃才发觉，味道鲜美，与海虾相比，别有一番风味。
正因为父亲乐于发掘和尝试新食材，我才能在餐饮业并不发达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小县城里尝到各种各样的美味。无形中，家庭饮食观对我的影响便这样传承了下来，对于美食的喜爱和挑剔无疑是从小养成的。
小学五六年级时，我便很少和父亲去小菜场了，即使他叫我一起去，我也觉得没什么意思。家里养了一只猫，似乎也不再适合养其他小动物了。那玻璃鱼缸有一次不小心被石块碰裂，于是我便彻底放弃了热带鱼养殖“事业”。
初中后，青春期到来，我与父亲的隔阂也越来越深。父亲五十岁时方生我，我们之间的代沟不是一般父子可比的。他不善于沟通，嘴上又常得理不饶人，平日对外张罗人际关系都是母亲负责。渐渐地，我们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甚而常常说不了几句话便争吵起来。中学有段时间，母亲去深圳姐姐处居住，每日放学回家，除了吃饭洗澡，我都只待在自己房间里看书听歌，甚少与父亲交流；到了寒暑假便飞去深圳，与父亲独处的时间越发少了。小时候我常围着父亲转，青春期后反而和母亲的感情更好，与父亲愈发疏远了。
十八岁高考结束后，母亲陪我去北京读书，而父亲只是把我送到家门口。从此之后，天南地北，平时连电话都极少打，每次母亲打电话来，父亲也不会入线閒聊。父亲那一代人似乎对于言语上的表达都十分吝啬，他把自己的喜怒哀乐都藏在心底，任谁都无法窥见全貌。大学时每年寒暑假回家，与父亲的交流虽也不多，但再无少年时那火药味，有时候我还会和父亲聊聊他年轻时候的事情，关于我从未见过的爷爷和奶奶，关于民国时期的嵊县等等。读研之后，假期要实习，回家的时间就更少了。彼时姐姐姐夫都在北京，母亲也时常过来小住，而父亲却总不肯远行。
二○一二年冬天，我正忙着写毕业论文和找工作，父亲却因为脑溢血住院了。那段时间笔试面试令我应接不暇，我想着等工作有眉目了再回家看望父亲。十二月三日的晚上，我坐在公车上，本想忙里偷閒与朋友去看个电影，却突然接到姐姐的电话，她哭着说父亲刚才突然病情恶化去世了。
我急忙下车，冬日的北京夜晚，干冷异常，还吹着刺骨的寒风。我走在西北边一条不知名的马路上，踏着街边厚厚的落叶，想拦住一辆回家的计程车，却半日不见一辆空车。我脑海里一片空白，漫无目的地走了很久，终于找到车回到了住处。我订了第二天最早的班机回家，错过了见父亲最后一面，只能赶去送他最后一程了。
奇怪的是，我一直都没有哭，我与父亲总像隔着一扇门。到家乡的那天，天色昏暗，乌云密布，却未能落下雨来，天公也像憋着一口气无法畅快吐出。十二月的嵊州湿冷难耐，穿着大衣都感觉到阴冷。到了灵堂，看见眼睛红肿的母亲与姐姐，还有一些久未联系的堂亲，人群虽熙熙攘攘，氛围却悽悽惨惨，然而我依旧没有哭。穿上孝衣为父亲守灵，行走完一套套的仪式，我还是没有哭。
第三日是遗体火化的日子。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将我父亲的棺盖打开的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此一别，便是永不相见了。泪水一下子湧了上来，多年未流泪的我完全失控，所有的记忆片段全部涌上心头，每一页每一帧都如尖刀般刺得我心口发痛。一瞬间，那扇关了好久的门猛然打开，刺眼光芒中是父亲远去的模糊面容渐行渐远，此生不复相见。
我们一家人站在火化室外等候，我脑海中如电影放映般闪现出小时候与父亲一起去小菜场的场景。那条我们曾一起走过无数次的市心街，如今也大半不复存在，那些熟悉的店面摊头早已拆毁，现实与记忆一样渐次模糊。剩下的只有这些琐碎的片段，偶尔泛上心头让人泪眼迷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