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守先，1934年2月出生，浙江绍兴人。1952-1954年就读于南开大学生物系，1960年毕业于前苏联哈尔科夫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回国后在北京协和医院外科就职，曾任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主任，外科学系主任。
钟守先教授善于解决腹部外科的各种疑难杂症及术后的各种严重并发症；在肝胆胰外科上造诣尤深。他在国内较早开展经皮肝胆管穿刺造影（PTC）和经皮肝穿刺胆道置管引流术（PTBD），在胰头癌的治疗上，提出了扩大胰十二指肠切除术（Whipple手术）的必要性及其切除范围，降低了Whipple手术死亡率。在国内首先应用保留幽门的Whipple术式。2006年创建了北京协和医院肝脏外科。
主编了国内首本胰腺外科专著，参与《现代胃肠病学》《临床胰腺病学》《腹部急诊学》《肝胆胰外科进展》《外科手术方法改进》等十余部专著的编写工作。1993年起开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8年获北京协和医院第一届杰出贡献奖，2023年获第二十三届吴阶平-保罗·杨森医学药学奖特殊贡献奖。
钟守先（以下简称“钟”）：我的祖籍是浙江绍兴，1934年2月（农历的1933年十二月十九）在上海出生。我的祖父叫钟茂宣，在晚清的时候跟蔡元培同年中举，后来经蔡元培介绍，在上海澄衷中学[1] 当了学监。我父亲高中毕业后，就直接考上了邮局当业务员，我的幼儿园和小学都是在上海念的，一直念到五年级。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半夜响起炮声，第二天早上我出门上学，街上都是日本兵，一下子就被占领了。我们所在租界沦陷后，生活很困难，大米也买不着。过苏州河的时候，看见日本人，要鞠一个躬才能过去，不然的话就死在那儿。后来，我妈妈就带着我和弟弟、妹妹一起逃难回到绍兴。逃难的时候，半夜要躲到山里，天冷的牙齿都发抖。
钟：逃难回到绍兴以后，我在农村小学念五年级到毕业，很快1945年就抗战胜利了，我回绍兴城里念了初中、高中，1952年顺利从浙江省立绍兴中学[2]毕业。上学的时候我是班级中上的水平，那时候想法也没那么多，还挺爱玩的，也没考虑过学医。但小的时候我对生物感兴趣，家里养了好多小动物，猫、兔子、鸽子等等，我爱养这些动物，高考报考志愿的时候就报了南开大学生物系。
钟：高中毕业的假期里，我的母亲病得很严重，大出血抢救，要做一个子宫全切除的手术，这在当时是个很大的手术，因此家里人都很担心。我进医院陪着母亲，负责手术的是浙江省立绍兴医院院长钱康龄[3]。做完手术以后，母亲从手术室里被抬出来。那时候就觉得医生挺伟大的，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学医。
钟：1952年，在母亲手术后的第五天，我就离开家到了南开大学生物系。生物系和医预系挨得非常近，两个系一块上课，基础课念的内容也都是一样的，相当于医预科。1953年，我因为学习比较用功，经学校推荐，前往北京参加了留苏选拔的考试，很幸运考上了，然后在北京俄文专修学校[4]念了预备俄文。
经过一年学习和考察后，我被顺利选拔到苏联留学。那时候生活很艰难，但一被录取，国家对我们照顾得真好。出国五、六年所需的衣服，西装、大衣、春衣、鞋子、帽子，给我们准备了两大箱。我感觉到国家很重视，我们的任务很重，也很光荣，要对得起国家对我们的殷殷期望，一定要学成报答国家。
驻苏联大使张闻天、俄文学校校长师哲还专程给我们作了报告，当时给我们的任务就是：到苏联好好学习，不要考虑任何别的事，把苏联好的学会了，报效祖国。
钟：到了北京俄文专修学校，自己想怎么发展，可以结合国家的安排重新选择专业。莫斯科大学的生物系挺好的，不过我因为之前妈妈生病的原因，我的想法转变了，重新填志愿的时候，干脆第一志愿选了医学，第二志愿才是生物。后来录取了，就来到苏联学习医学。
钟：留学的第一年我被分配到了喀山大学[5]。喀山虽然是鞑靼斯坦共和国的首都，但也比较穷。第一年上俄文课，根本听不懂，但是苏联共青团很照顾我们，听完大课他们会把笔记写得清清楚楚，整理好交给我们，这对我们的学习起到了很大帮助，所以苏联同学和我们关系都挺好的。
第二年，苏联教育部来通知，所有的外国学生都要离开喀山，我们被重新分配到哈尔科夫医学院[6]。哈尔科夫是欧洲的粮仓，在那里生活就好多了。哈尔科夫医学院当时已经有140多年建校历史了，基础研究比较多，教育水平很高。
钟：我在哈尔科夫医学院医疗系学习了5年，课程主要有基础课和临床课，基本上和国内的设置差不多，国内成立的医学院也是完全跟苏联学的。我们先是念生理、生化、病理，之后还要念临床课程，包括外科、内科、妇科，像法医这样的课程也都要念，课程还是比较充实的。
在苏联学习基本就是拼命地学，天天晚上看书到12点。苏联的考试不像中国，他们的考试是抽考，5、6个教授坐着提问，好的5分，差一点的4分，3分刚及格。我们中国学生还是比较用功的，基本没有3分的，大多都是5分，4分的也很少。最后一年毕业的时候，还有教授组的面试，各科考及格后才有毕业证书。我毕业证上是优秀毕业，不考优秀对不起祖国。
钟：在学习的时候，我就对外科比较感兴趣。外科可以比较直接地进行诊断、验证，当然也需要很好的生理、病理基础。为了争取动手机会，我基本上周末、过节都会自己跑到急诊室，去看看有没有创伤的，能够帮忙缝合。我感觉到我的手还是比较灵活的，加上我以前比较爱画画，对三维立体的概念也比较熟悉，就这么爱上了，最终挑选了外科作为发展方向。
钟：1956年3月，朱德总司令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到哈尔科夫参观访问，晚上举办了一场联欢会。作为留学生代表，我有幸和同学们一起穿着民族服装表演节目。演出结束以后，朱总司令接见了我们，特别亲切地和我们招手，他一口四川话，问我们学习怎么样，有什么困难。他教导我们要好好学习，抓住这样宝贵的机遇，学好了回国建设我们的国家。我当时很激动，他对我们的嘱托，是我们学习的动力，当时就想着好好学习，回国参加工作。
钟：从哈尔科夫医学院毕业之后回国，填志愿的时候我只填了外科。很幸运，到医科院报到以后，给我分到了协和医院外科。当时跟我一块学习的同学，有5个分到协和医院、协和医学院，其他也有分到301医院的。还有一部分同学分到了二机部[7]，他们可以说很光荣，但是条件也最艰苦，到大西北参与的相关医疗工作，为国家的发展和需要作出了不少贡献。
钟：之前我听过“协和”的名字，但是不了解。第一次到协和，我感觉到协和像宫殿一样，灰墙、绿瓦，里边都是油漆的，一进来像迷了路一样。我知道“协和”是国内西医学的摇篮，所以我能分配到协和还是很幸运的。
第一次来协和报到，是神经外科的王维钧[8]接待的我，他曾经也在苏联留学，我们两个聊得很好。他跟我说：“你的导师就是曾宪九[9]教授，很有名的。走，咱们一块去见曾教授”。就这样我和曾主任有了第一次见面，曾主任看见我很高兴，“我们就需要你这样的归国留学生，我们新鲜的血液。欢迎欢迎。”
钟：我们一届大概有15、16个人，都是从各个医学院分过来的，那时候是淘汰制，来的人有上医、湘雅、浙医、北医的。我们实行大外科制，基本外科、骨科、泌尿科、神经外科、麻醉科等都在一起，各个科室轮转完大概两年，以后才能做总值班。
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习惯用俄语理解、学习，因为语言不一样，写病历、手术记录都很困难。特别是用药，国内基本上都是用成药，而我在学习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按配方制的用药，像开中药处方一样，用的还是拉丁文，每个计量都要记，费了很大的劲才学会，不过在国内都用不上了。
我回国第一年，写病历都要来回写两三遍，手术记录也要参考人家的来回修改好几遍，所以在国内开头还是很困难的。
钟：曾主任对我很好，刚到医院的时候，他就派了一个高年资的住院医来帮我，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找他。等到一年以后，我就自如了，第三年我就超过了同期毕业的同学了。我想其中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念书时间比较长，总共念了8年大学，因此打下比较好的基础，虽然学的生理、生化、病理等可能用不着，但是如果碰上了，就有印象，能够很快地理解。
钟：在协和当总住院医对医生的成长是很有帮助的。总住院医师可以去管外科所有的急诊，这个患者属于哪一科、怎么解决，都可以协调；碰到各科的会诊，都是总住院医师去会诊。同时，总住院医师还掌握着全外科床位的调配，协调相关医生完成手术。更重要的是，总住院医师直接向科主任负责，是科主任的“眼睛”和“耳朵”，协助科主任了解科里病人和床位的情况，以及要解决的困难。
当总住院医师的时候，我跟曾主任有了密切接触，他有什么任务就交过来。我也什么事都要向他汇报，晚上碰到疑难的，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曾主任，如果不汇报曾主任会生气，“这么重的病人你不叫我？”能够接触曾主任这样高级别的专家，有任何疑难问题都可以直接请示，这就是做总住院医师最大的收获。
钟：我主攻的是腹部外科，特别是比较复杂的肝胆胰外科。70年代末，曾主任派我去上海进行肝移植的考察，我去了傅培彬[10]、林言箴[11]那里，吴孟超[12]当时成立了首个专门的肝脏病房，我原本是想先从事肝脏这一方面的工作，但经过曾主任缜密思考后，还是作出决定，把发展的重点放在胰腺病上，等条件成熟后还可以成立肝外科。
钟：1977年夏天，曾主任提出来要建立胰腺病协作组，我们跟消化内科张孝骞、陈敏章、陆星华等，加上放射科张铁梁、病理科刘彤华，就成立了个胰腺协作组。我们主要是会诊，每一个病人来了以后都先集中看片子讨论，决定下一步的治疗方案，开展协作组是协和在全国带了个头。
20世纪70年代末，曾主任决定在协和成立一个胰腺外科病房，把胰腺的病人集中起来，由有经验的大夫来做手术，保证手术和治疗的质量。当时胰十二指肠切除手术的死亡率很高，将近25%，我们决心把手术死亡率降下来。
▲胰腺协作组部分成员合影。左起：钟守先、陈寿坡、张孝骞、曾宪九、陈敏章、陆星华
钟：曾主任给我们的要求，就是胰腺手术不许死人。我们分析了一下，主要包括这些问题，一是术前准备方面，黄疸如果很深，病人状态很差，一般经不起这么大的手术；二是胰腺手术的并发症太多，手术做得不够细致，容易产生胰瘘和术后大出血，胰腺产生的胰液，跟胆液、肠液一混合，什么东西碰到它都会消化掉，所以这个腐蚀作用很大。
这两个问题我们后来都给解决了，术前准备我们做得很好，如果病人有黄疸就“减黄”，如果有营养问题就改善营养；手术方面，一方面我们做得很细，另一方面也改良了手术的吻合方法，使手术的胰瘘减低到2.5%。到了1985年，我们创造了连续51例胰十二指肠切除手术无相关死亡的成绩，当时世界最高的水平是连续54例。
钟：降低胰腺手术的死亡率，术前准备很重要的就是要考虑黄疸，黄疸很深，病人恢复不了，那假如黄疸减轻了会不会更好？因此，我在国内首先开展了经皮穿刺胆道置管引流术，把胆液引出来，黄疸消退。我们那时候器械很少，从美国带回来一根管子做样子，我自己找到麻醉穿刺针头，那个时候还没有导管，我就用输液瓶的管子，在煤油灯上拉长、拉细，用这个管子做引流，但这种导管比较硬，也不是很光滑。
后来我联系了上海一家注射器厂，让他们帮忙做出来了，定价8块钱一根，这就比国外便宜很多。开展PTCD以后，梗阻性黄疸的诊断准确率明显提高了，对疾病的诊断也更加明确了，我们就在国内办了个学习班，很快就推广开来了。
作为一个医生，在临床中还会出现很多你解决不了的问题，就需要带着科研的视角去探索、钻研。科研工作也不能闭门造车，要跟企业、科研院所相结合，真正把它应用到临床中来，这样才发展得快。一个好的医生，临床、教学、科研都要结合，不仅能解决临床的问题，还要会科研、会总结，更要会讲授，把知识传给下一代。
叶：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的死亡率降低之后，您又做了哪些工作改善胰头癌治疗效果？
钟：手术死亡率我们是减少了，但是提高术后“五年生存率”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没解决。
对于胰头癌来说，它有自己的生物特性，怎么样才能够把它切干净，常规、传统的胰十二指肠切除手术对于胰头癌来说，是不够的。因此，我当时提出来要扩大胰头癌切除的范围，目的就是提高手术切除率，我们把门静脉全部分出来，或者切掉一部分门静脉，特别是胰头钩突的地方，一定要做得干净，淋巴结也要清扫。2005年，我发表了文章《论胰头癌的根治术》，目的就是把胰腺癌手术切除规范化，把名字、手术范围定了，为以后的统计、讨论制定统一的标准。
也许手术刀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是手术至少能够达到肉眼的干净，手术以后还要关心怎么用综合的治疗，提高胰头癌手术治疗效果和五年生存率，这是现在胰腺癌治疗的一大难题，这个问题就留给我们现在胰腺组的同仁们。
钟：曾主任在世的时候，中国还没有一本胰腺外科的书籍，原本他计划要写一本《胰腺外科》，很遗憾没有完成，他就离开了我们。那我想能不能为了纪念曾主任完成这本书的撰写，我就想办法跟湖南出版社联系，在曾主任逝世十周年的时候，出版了第一本的《胰腺外科》，当时质量并不好，纸张也较差。第二本《胰腺外科》是在2000年时候出版的，由沈魁、我和张圣道主编。
胰腺外科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个是胰腺癌，一个是胰腺的内分泌肿瘤，还有一个是胰腺炎。我们协和医院不但胰腺癌在全国前列，我们在胰岛素瘤方面也积累了很多经验，可以说在国外也有很好的声誉。
此外，我还关心着全国外科学会的发展，和吴蔚然、吴孟超、龚家镇等一起讨论学组发展的问题，共商发展大计。
叶：您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经前往美国进修，可否谈谈在此期间的收获？
钟：1986年的时候，我前往美国待了一年半，分别去了洛马林达大学医学院、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我去的主要目的是了解美国医疗条件、开展的手术以及当地的制度。在美期间，我感受到他们给病人做手术做得比较精细，例如肝癌的手术，他们虽然在临床上做得比较慢，但解剖得特别清楚，他们手术的条件也很好，手术台器械都是成套的，需要什么护士长能马上送过来，像导管、血管器械也都很好。我感觉他们对临床工作要求挺严的，无论是对护士，还是对大夫都挺严的。
还有一点感受比较深的是，他们的科研条件比较好，哈佛、霍普金斯都有自己的科研大楼，里面的实验室设备很好，那时候我参与了部分科研工作，需要什么东西都能很快拿到，一个报告或者电话很快就送过来了。所以当时就在想，将来我们医院一定要有很好的科研大楼，我们现在终于有了。
钟：我当科主任的时候学了一个哈佛的作风，他们每个礼拜有一个大查房，包括病理科、放射科等，大家把疑难的病例拿出来，由总值班复习一下文献，讲一讲目前病人的情况，一起集思广益，看看怎么做，这个方式挺好的。我回来后就联合各科室开展了综合大查房，由年轻的总值班大夫做文献综述，比如泌尿外科的病人，涉及到胆道、胰腺、胃肠的也都在一起讨论，病理和放射科也会来参加。
另外，我在担任大外科主任的时候，还对高年资的大夫进行了分科，有胰腺学组、胆道学组、胃肠学组、门脉高压学组，每个高年资副教授根据自己专长定了专业，这样参加学术会议的时候，协和医院也有了相对应的专家。
钟：协和胰腺外科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在全国出名了，人才队伍也比较合理。但肝病是中国的一个大病，协和不能没有肝脏的专业组，我很希望肝脏外科能成为独立的科室。
2000年初，我们成立了“肝组”，有了近十张床位，收治了各种肝胆疾病的患者，并开展了协和的第一例“肝移植”手术。以后我们邀请了黄洁夫[13]副部长，参加了协和的“肝组”工作，他来了以后给了我们组很大的帮助。2006年，我们成立了肝脏外科，我担任首席专家。
钟：在临床上，我之前带了他们一段时间手术，把他们的水平都带上来了，以后的发展主要靠他们自己。在科研方面，我要求每个人都有科研课题，科研大家都做，互相不干扰，一起把科研搞好。
肝脏外科虽然起步较晚，但从临床到科研发展得非常快。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肝脏外科已经成为国内很强的科室，部分研究课题在国际上也处于领先水平，并创办了Hepatobiliary Surgery and Nutrition（HBSN）杂志，影响因子位居亚洲外科系列杂志前茅。
钟：协和医院主要是解决疑难的病人，这些病人的处理决断非常重要，我经手的就有很多。比如患者在外地车祸了，导致肝破裂，他们不会处理，只能用纱布垫垫，来的时候好几天了，里面都是脓，病人年纪轻轻，你要给他解决，打开做肝大部切除的手术。有些大出血，不但本院要去做，外院的也要去救急，都要给病人解决。
一个好的外科大夫，要善于解决各类疑难手术，我们有个行话叫“上得了台，也要下得了台”，医生要考虑各种可能发生的问题和解决方案，既要上得了台，也要保证自己安全下台，病人安全下台。例如有个病人，要做胰腺癌手术，胰腺癌已经侵犯了门静脉，门静脉断了连接不上，那就下不了台。当时叫我去帮助解决，我就把门静脉断的根部静脉拉出来，把肿瘤推开切掉，静脉接到下腔去，做一个门腔静脉吻合，这样的话就可以下台了，肠子也不会坏死。
还有一个是外院30多岁的患者，急性胰腺炎，床上都是血，家人已经把寿衣都买好了。我过去了以后，跟他们说要赶紧上台，这是血管出血，控制不住，上台以后就发现是急性胰腺炎，血管破了一个洞，我上台压住了以后进行血块的清除，把血管缝好，病人救活了。我们经常去救急，救患者的生命。
钟：手术台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地方，这是一个战场，主刀就是司令。我一上台，所有产生的问题都由我负责，不能有推诿。因此，主刀要考虑非常成熟的方案、各种可能发生的问题。
每个外科大夫都有自己在手术台上的作风，就像曾主任，他在手术台上从来不会去骂人，出什么问题他都安安静静处理。假如主刀自己急躁、不安，那整个手术流程就乱了套。
手术还要做得像艺术品一样，要仔仔细细解剖清楚，做得很漂亮。大家都能做胃大部切除，但有的人做出来效果好，有的人做出来并发症多，所以我们要学无止境，对自己要求要严，不要以为我能做就可以了，要精益求精。
▲ 1995年严重车祸后多脏器损伤的高三学生周莲成功获救后感谢医生。左起：孙成孚、钟守先、患者、刘大为
钟：我觉得传承是一种氛围，体现在学术氛围，体现在言传身教上。首先，协和整个学术氛围是非常好的，查房要学习，做手术要看书、学习，会诊的时候要发言。
其次就是言传身教，上一代的老师曾宪九教授、费立民教授、吴蔚然教授、吴阶平教授，他们细致得很，我们跟着他们查房，回来以后分析、讨论，一个一个发言，最后做总结。在讨论的时候，他们不是要你马上给个诊断，而是看你分析的逻辑、思路对不对。比如我觉得这个病人是肝癌，不是直接这样回答，而是要根据他的病史有没有肝炎，他的化验结果和具体症状，家里环境怎么样等做细致分析。即使你得出的结论不对，但是你分析得有条有理，老师们也会说，你这个分析还是可以的，只是某些方面可能没考虑到。
这带给我们的传承是：怎么样对待病人，怎么样不漏诊，怎么样讨论、分析，怎么样提高逻辑性。我们在言传身教下自然而然形成一种习惯，一代一代传下去。
▲1984年，北京协和医院外科合影。前排左二至左四为曾宪九、费立民、钟守先
钟：一个是汇报工作，因为我当了总值班以后，经常要到曾主任那儿汇报科里的情况，偶尔曾主任也帮我看看文章哪里要改的。
后来他得病的时候，我也挺难受的。那时候我弟弟在昆明，给我带了蔬菜、蚕豆等等，北京还没有。曾主任胃口不好，他夫人葛秦生大夫就说，钟守先，你这个蚕豆特别好，你还有没有。我说有的，我把自己所有的蚕豆都送过去。
曾主任去世后，我出国交流，葛大夫还帮我写信。国外的专家知道我是曾主任的学生，马上就同意了，支持我路费和生活费。
钟：费立民教授要求是非常严的。上台的话，该是第一助手就是第一助手，该第二助手就是第二助手，你做得不规整，他是要批评的。他是很正派的一个人，经常帮助人，有麻醉科的大夫生活很困难，他就月底借钱给他们，经济上帮人家。费大夫对我特别信任，后来他得了结肠癌，要做手术，点名让我必须上台。我说好，我一定上台。
吴蔚然教授也是我的老师，他的工作非常细，做手术也非常细致，我就是从他这学习的。他用1号线号线，绝对不会搞错。吴蔚然教授比较常用细线，能做小切口，绝不做大的，爱护病人的组织，这是值得学习的。
钟：作为医生，第一要有善心。既然选择了医学，那就要同情病人、爱护病人。第二要求精，光有善是不够的，还要精益求精、努力学习、跟上时代。第三要勇敢，协和的外科大夫，一定是要勇于承担责任的。第四，还要细心，一定要很仔细了解之后作出判断，判断正确了，这个病就治好了百分之七八十。我每次手术前一天的晚上，都要把书翻一遍、解剖再看一遍，在脑子里“过电影”，所有的手术方案都预备好，这样做出来的手术才漂亮，像作品一样，自然并发症就少了。第五，还要善于创新。协和是治疗疑难疾病的医院，医学进展那么快，要有创新的力量，科研的头脑，要知道现在的科学前沿是什么，医学上还有多少问题没有解决。如果只是墨守成规，就当不了一个非常好的协和大夫。
钟：协和我自己感觉到就是四个字，悬壶济世。百年协和，我到协和也已经60多年了。待的年代越长，对协和越来越了解，就越爱协和。协和医院的优良传统作风一定要传承下去，一代更比一代好。
[1] 上海澄衷中学，原名澄衷蒙学堂，1900年由清末企业家叶澄衷出资创办，开中国人兴办班级授课制学校之先河。蔡元培曾任校长，胡适、竺可桢、陆俨少等曾在校就读。
[2] 浙江省立绍兴中学，现绍兴市第一中学，蔡元培曾任校长，鲁迅曾任教务主任。
[3]钱康龄（1910—1993年），江苏盐城人，曾任浙江省立绍兴医院院长兼外科主任。
[4]1949年10月，北京俄文专修学校成立，附属于中共中央编译局。1955年6月，经高教部呈请国务院批准，北京俄文专修学校改为北京俄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
[5] 喀山大学，现名为俄罗斯喀山联邦大学，俄罗斯最好的高校之一，该校成立于1804年，是继莫斯科国立大学和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之后在俄成立的第三所综合性高校。
[6] 哈尔科夫医学院，现名为哈尔科夫国立医科大学，是乌克兰最早成立的医学高等教育机构之一，它的前身是成立于1805年的哈尔科夫国立大学医学系。
[7]二机部，即第二机械工业部，1952年成立，1982年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工业部。
[8]王维钧（1924—2017年），著名神经外科专家，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教授，中国神经外科的开创者之一。
[9]曾宪九（1914—1985年），湖北武昌人，中国现代基本外科重要奠基人，北京协和医院外科主任。
[10]傅培彬（1912—1989年），江西萍乡人。著名的外科学家、医学教育家、国家一级教授。
[12]吴孟超（1922—2021年），福建闽清人，著名肝胆外科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肝脏外科的开拓者之一。
[13]黄洁夫，1946年出生于湖南洪江，著名肝胆外科专家，曾任卫生部副部长，兼任北京协和医院肝脏外科主任。
[14] 陈肇隆，1950年出生于台湾省高雄市，著名肝脏移植及肝脏外科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北京协和医院自2017年起设立“老专家口述历史文化传承教育项目”，通过对协和老前辈的个人生命史、亲历的重大历史事件、见证的学科发展等进行文字、影像的采集和整理，记录和反映协和人秉承传统、励精图治、再创辉煌的奋斗史，梳理医院及各学科的历史脉络，剖析协和百年基业长青的奥秘。协和官方微信公众号开设“老专家口述历史专栏”，以访谈录的形式节选老前辈的部分口述内容刊出，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