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读解放战争的历史，一般会认为在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之后，我军所有的仗就都是摧枯拉朽了。这是从战略上看，倒确实如此；然而战争胜利，终究是士兵们一仗一仗打出来的，就算是战略上的摧枯拉朽，落在步兵团营、连一级的基层战士们身上，那仍然是以命搏命的一场场血与火交融的战斗，其中也不乏苦战与恶战。 本文讲述解放上海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1军92师275团，在上海战役期间，他们坚守高桥以南阵地时所经历的那场血战。
1949年5月12日，第三野战军发起上海战役。而节节败退的不甘心放弃上海，为此调集了残存的陆军重兵集团与海空军力量，依托上海地区地区濒江依海的地形，可以最大程度发挥自己的海空火力优势这个有利条件，负隅顽抗，试图保住这座特大城市。于是，敌人在海空军配合下，与我军进攻部队展开一次次激烈争夺战。
三野第9兵团的战役任务，是以第20、27、30、31军共4个军和特种兵纵队炮兵一部展开攻击。兵分多路，以2个军由南浔、吴江等地迂回浦东，向奉贤、南汇、川沙攻击前进，进逼高桥。
高桥是位于浦东的一个镇，地处东海、长江和黄浦江的三水交汇处。要从浦东方向攻打上海，这就是关键要地。
战役展开之后，由于第30军快速攻击受挫，军部命令第92师(欠第276团)加强91师的272团和军炮团一部先行北上，接替30军在张家栅镇至高桥镇外围的部分防务，攻歼高桥西南、正南外围守敌，尔后会同第30军攻占高桥镇。
92师是31军的预备队，当时刚前进至平湖。接到军部电报、受领任务后，部队立即出发，马不停蹄、昼夜兼程、踏着纷飞的硝烟一路向北，向高桥攻击前进。
五月，正是江南多雨的季节，一场场雨水接踵而至，一日连着一日的下着，处于南方雨季下的战场上，遍是积水与泥泞，对于绝大部分战士都是北方人的我军部队来说，雨季已经给作战行动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战士们在急行军途中，就已深刻感受到了战况的惨烈，路上到处是激战过后遗留下的场面，许多来不及处理的烈士遗体由于在雨水中浸泡，已经开始了肿胀。愈往北走，激战的痕迹和血腥味就愈浓。
92师师长徐体山是一个又黑又高的大个子，他带着几个团首长到了大部队的最前方，从怀里掏出那只宝贝“铁锅子”怀表看了看，对站在身边的275团团长王亚明说：“叫上几个营长，还有五连长和一连长，一块儿先去前边看看接防阵地，部队要抓紧时间休息。”
让师长直接点名的275团步兵五连连长王廷法，那是一位英勇善战，全师都小有名气的人物。在部队渡过长江后的广德追击战中，王廷法奉师长命令，带着他的五连随一个侦察排作为全师尖刀，一路急行奔袭向南追赶敌人。途中，和敌军一支大部队遭遇，王廷法当机立断，将连队分散以排为单位，大胆地冲入了敌群中，在逃跑的敌人队伍里猛打猛扎，硬是将敌人的整支队伍冲乱、冲散，不但一举打垮了数倍于己的敌人，还抓了条大鱼，活捉了一名敌军长。
但是，王廷法连长不知道的是，他的五连即将迎来的上海城外这场战斗，将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恶战。
各部队进入接防阵地后，面对的第一个困难就是连绵的大雨和被水浸泡着的战壕。
由于海边一夜一次涌上的潮水，以及连日来不绝的雨水，浦东的沿江解放军阵地上，很多地方已经形成了沼泽一样的泥泞。交通被雨水泥泞阻断，各部队的大口径火炮根本运不上来，弹药输送也变得困难。
然而在这片泥泞的战场上，最耗战士体力的，还是不停顿的就地修筑工事。因为上海郊外的广漠田野上，本来就没有高大坚固的建筑物可以凭借。为防敌军反扑，构筑工事无比重要。前沿步兵们一有空，就必须挥着锹镐，争分夺秒地挖着战壕。
但是，临时挖出来的交通壕又迅即被水淹没，战士们只能终日泡在水中战斗，然而可恶的是，泥浆又时常使步机枪等轻武器因为堵塞而打不出子弹。
而相对我军进攻部队面临的恶劣战场环境，在战略上大溃败的敌军，却仍然拥有物质与武器装备优势，这个优势在海空军和火炮装备上，显得尤为突出。奉命负责上海防御的“国军”总指挥汤恩伯，为保持吴淞口的出海通路，又增调了第75军加强了浦东兵力，增防高桥。
配属92师进入浦东的91师第272团，驻在一个叫陈家荡的地方执行防御任务。副团长王林德带领战士们，匍匐在被潮水和雨水浸泡的战壕中，已经三天三夜了。来自北方的战士们，由于不会水，对水总有一种说不清的本能畏惧，阵地上总有人忍不住在大呼小叫着：“沟里的水满了！”“沟里的水漫出来了！”
本能上的畏惧，并不代表怯战，战士们泡在水里，沾满污泥的脸上写着疲惫，但是眼神炯炯，对胜利毫不怀疑。
对面就是上海的外滩，从黄浦江上打来的舰炮密密麻麻的，砸得他们似难以抬头。王林德在前沿目测距离，阵地最近的地方离黄浦江已不到100米。他预感到，敌军的进攻马上又要来了！
上午，敌以一个加强营兵力，在空军、海军和舰炮的支援下从高桥出发，由坦克引路，向陈家荡的272团阵地发起了进攻。
敌炮火先轰，再飞机俯冲投弹，再炮轰，火力凶猛前所未有，战斗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由于双方火力的悬殊差距，三营阵地首先被突破。
王林德立即组织反击，他命令担任团预备队的一营配合三营正面进攻，二营迂回敌后，在侧翼配合。
二营接受任务后迅速出击，穿插前进，突击队用手榴弹和炸药包攻入敌阵地，快速夺取了公路以西一个集团地堡群和几幢独立房屋。
可是，敌人迅速调整部署，将火力重点转向对二营的夹击，使得已经楔入敌阵内的二营措手不及陷入重围。敌我兵力火力对比，差距悬殊，情况危急。
团部当机立断，急令二营迅速撤回。然而二营在撤退过程中又遇到了敌军用坦克支援步兵的堵截，营长、副营长先后负伤，一些重伤员来不及包扎转移，在潮水上涨时被淹身亡。
陷入重围的二营以五连两个排兵力掩护撤退，在四连、六连撤出后，负责断后的这两个英勇的步兵排被敌军重重合围，再无突围可能，一时也没有任何援兵了，但是他们仍然在这样情况下孤军奋战，激烈的枪声一直响到午夜，此后再无消息。
5月21日这一天，从黎明起，天空就传来轰炸机沉闷的嗡嗡声；接着，从东面的大海上，西面黄浦江上，以及西北方向吴淞要塞的炮台上，军队的海军陆军上千门火炮同时自南向北开始了犁地式的狂轰滥炸。
庆宁寺、金家桥、陈家荡以及蔡司庙、王家码头等我军所有阵地上，都被炸成了一片火海。
沿海濒江的上海浦东，地形十分有利于敌军实施海陆火力联合打击。几天来，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亲率舰队，组织海军炮火向浦东解放军阵地不断轰击。
王廷法连长和他的战士们像钉子一样钉在了这里，顶着敌军铺天盖地的炮火，打退了敌军一次次进攻。几乎整整一天，无数尖锐的弹片呼啸着飞舞在阵地上空；一切房屋、树木都在这些“刀片”的旋转切割下，被搅了个粉碎。
英勇善战的五连，使尽了浑身解数，用手里的步机枪和手榴弹与敌军周旋，一步不让的牢牢扼守着防线。他们尽最大努力保存着自己、杀伤敌人，一直坚持到了将近中午时，守在最前沿的三排全部被打光了，靠前指挥的五连副指导员战死了。
五连的连部设在200米后的交通壕里，指挥所里，通信员在隆隆的炮火声下近乎神经质地大喊着：“连长！指导员和副连长呢？我们的人都到哪里去了？”
连指挥所本来设在一座地堡内，炮弹如下雨般的落在阵地上，就算那些经验最丰富的百战老兵们，在隆隆震天的炮轰下，也已经无法分得清什么曲射炮、平射炮。敌军的重型炮弹一发接一发，砸在地堡顶上，就跟落石似的。后来，地堡顶被掀起，王廷法连长就带领大家转移到地堡后的战壕里。
蔡司庙阵地上的炮声几乎未停过，震得整个天空都在轰鸣，敌军火力就像一把巨大的镰刀，凡是稍稍露出的部位全都被削得干净了。阵地上满是尸体，敌我交错，在战壕里成摞，硬的，软的，泡在水中都胀大了。王廷法看看自己的手脚，似乎也“胖”得变了形。
团长王亚明一次次打来电话，喊道：“五连！坚持住！我马上派部队增援你们！”
上午10时，被400余敌人从三面包围的275团四连以及六连增援的一部被迫撤出战线最北端的王家码头阵地，奉命向蔡司庙右侧出击增援。可是，蔡司庙五连阵地已被敌军炮火牢牢封死，部队在敌火下寸步难行。
王廷法在五连阵地上亲眼看见前来增援的四连一次次向这边冲，又一次次被炮火打了回去，不到一个小时，四连打光了，全部倒在了增援的半路上。
五连还有多少人，其实已经不用统计了。打了不知多少仗的团长，当然知道阵地上的惨烈，他在电话里沉默许久，下令：“撒，到晚上再给我夺回来！”
5月21日白天，蔡司庙阵地弃守，同时被攻破的还有275团三营的中镐阵地。
我军擅长夜战，白天丢的阵地，晚上一定会组织突击队夺回来。当晚，五连连长王廷法将五连最后仅存的11人集合起来，对唯一的一位副排长说：“你整一下队伍，把大家编一编，准备打反击！”
就在这时，奉命接防五连蔡司庙阵地的八连上来了。八连长王忠仁对王廷发说：“老王，下去吧，这儿交给我们了！”
夜里一定是解放军的天下！利用夜幕掩护，隐蔽接敌，然后手榴弹开路，猛冲狲打，近战歼敌，八连在当夜一举夺回了阵地。
部队交防，然而五连长王廷法却没有马上离开。此时，被炮火轰炸了一整个白天的战场显得十分幽静，静得怕人。一天时间，五连190人的队伍都牺牲在这块阵地了，除了最后的11人。王廷法过去经历了三次连队被打光的残酷——莱芜、孟良固、淮海战役，他的连三次被打光，可这一次，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窝囊。
黯淡的月光下，王廷法在阵地上寻找自己的士兵——但都是死的，没有一个活着的。
这个班的11名战士都还不满18岁，但个个机灵敏捷，这是他在淮海战役时调到这个连任连长后，亲自选定的。“小鬼班”不仅是他这位连长的宝贝，也是全连战士的宝贝。这些小战士们活泼开朗、充满朝气，行军走路时不是跳就是唱。广德追击时，为了锻炼他们，王廷法要“小鬼班”在前边走。他说：“看看你们能不能经受考验，看看你们的决心是不是吹牛！”小鬼们回答说：“连长，你放心，我们不会给你丢脸！”
王廷法喜欢这些孩子，他就连走路也喜欢和他们在一起走。他们中间有不少还是青年学生，能说会道，他们叫起“连长”来比什么都亲。
一排的阵地已经被夷为平地，但依然可以看到被炮火炸平的战壕的形迹。土是湿的，雨水血水混合在一起粘手。
黑暗中，王廷法用手指一下下挖着；从坍塌的战壕里，他硬是一具具挖掘出了11名小战士的遗体，没有一个遗漏。他数了一遍又一遍，将他们按平时行军的队形排列，不高不矮，不胖不瘦。11名已经牺牲的小战士被王廷法小心地摆在战壕边，一个挨一个。就像平时夜里查铺，王廷法一张张脸孔看得很仔细。
王廷发记得自己在这次战斗前，还这样关照过他们：“你们年轻，也是连里最年轻的一个班，挑选你们来，有一条必须做到，行军不能落后，打仗也不能落后！”
八连轰长王忠仁是一个性格粗犷的汉子，军事过硬，能攻善战，具有极强的组织战斗能力。
他原是嫡系第七十三军的士兵，1947年在山东战场被俘，就加入了人民解放军。由于军事技术好，被派到华东军政大学学习了八个月，出来就当了排长。解放军的干部不打不骂战士，行军休息时还要给战士们烧热水烫脚；干部战士穿一样的棉布军服，衣服有大有小，干部就让战士们先挑合适的；干部每月发六两黄烟，不要的话可以发给肥皂、纸张，没有战斗任务时要带头讲卫生、学文化。
这些解放军部队里平平凡凡的军队日常，对于从旧军队中出来的人而言，具有极大的心理冲击力，仿佛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济南战役结束，王忠仁因为作战勇敢被提升成为了连长。
我军缺乏反坦克火器，敌坦克直接驶近距八连地堡工事70-80米的地方，利用坦克的主炮近距离平射，炮弹一下一下地轰击着钢筋水泥碉堡，每轰击一次，水泥碉堡就颤动一下。这对于隐蔽在碉堡内的人员来说，再勇敢的战士，也会产生一种难于抗拒堡本能恐惧感冲击。
头顶上，加固工事的沙土和木条被震得嘎嘎响，不停地落着土。王忠仁不时地用手将落在身上的碎土扒开。突然，有一件东西沉重地砸在他头上。又从头上滚落到胸前，滚到膝盖、大腿上。“什么东西？”王忠仁被砸得一阵发晕，也吓了一跳，他用手一摸，竟然是一颗60迫击炮的臭弹。这时候他的头顶上方，碉堡已涌进一窟窿的亮光。
敌军火力凶猛程度前所未有之下，出现了个别人的意志崩溃。周围传来一声闷响，又传来一声枪响，跟随王忠仁许多年的一排机枪兵吕清泉倒在了血泊中。
“怎么了？”王忠仁问。自伤倒地的吕清泉嗫嚅着说：“我负伤了……”黑暗中，另一名士兵也因无法忍受持续的绝望和恐怖自杀。
“不，不行！一撒就完蛋！”王忠仁斩钉截铁般说，“只要坚持在阵地上，敌人就不敢上来。”
水泥堡内，通信员小罗吓得哭起来。连长王忠仁瞪着眼睛吼道：“哭什么？我不死，你也死不了！”
22日的这一天，八连的蔡司庙阵地上足足落了800多发炮弹，但是八连和五连一样，他们在连长的带领下，牢牢扼守阵地，敢于和敌人拼到底。
团指原来设在一间老百姓的泥砖墙土房子里，墙皮很薄，一溜子弹打过来就可以穿透；因为已经多次遭到枪击，枪眼处露出土墙内松散的芦苇和秫米秸。
战斗经验丰富的团长王亚明一进指挥所，只看了一眼就说：“这间房子抗不住，马上到房后挖临时工事。”
王亚明团长的指挥位置，就是土房后面挖出来的一个临时掩体。令人无奈的是，浦东这个季节里，掩体挖多深，积水就有多深。团指的掩体上盖了一块木板，木板上铺满了装足了土的麻袋，作用是防炮。构筑完成后，掩体里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
王亚明团长坐在掩体内一个小凳子上，半个屁股泡在水里；不时有一些小螃蟹从他的腿上爬过，开始还有感觉，后来浑身让水泡肿了、麻木了，就不再有感觉。
第一天晚饭吃的是缴获的糯米饭拌红糖，好吃极了。后来的几天，炊事员做了饭也没法往前沿阵地上送，有时就像扔手榴弹似的向阵上上投掷着一个个糯米饭团，这些抛来的饭团，一个个全成了“泥馒头”。而战士们就在壕沟里顶着敌军的炮火，一边啃着泥馒头，一边战斗。
晚上，坐在掩体里可以看上海市内的灯光；而这时，白天穷凶极恶的敌人就像蔫了，你就是爬到他的水泥地堡上掀盖子，他也不敢吭气。但只要天一亮，敌军海空火力全开，水泥堡的枪眼里就会发狂地喷射着火舌。
团指对面不远的水稻田里，陷着两辆敌军坦克。而275团从平湖急行军出发时带来的两门山炮也深陷在了水稻田中，动弹不得。但这是全团仅有的重火力，团部想把这两门炮拉出来发挥作用，但是不管派了多少人去推，都无济于事，最后只得作罢。
全团的三个步兵营分守着七个村庄，战斗爆发前，王亚明团长都一一前去检查过。为了坚守阵地，几天来和敌人形成了残酷的阵地拉锯局面。敌火力太凶猛，白天阵地丢了，晚上组织突击队夜袭、再夺回来，反反复复，阵地上到处都是身着灰色、草绿色军服的两军官兵尸体。
团指不远处是指挥所的战壕，壕沟约大半人深，来往走动必须弯着腰，稍有不慎就会被敌军枪炮夺了性命，侦察排长的脑袋就是在这里被削去的。
战壕中段的顶部覆盖着门板，门板上覆着厚土，构成了一个简易的观察指挥所；几根黑色的电线从这里拉出去，有一部电话机，守电话的是一位长得眉清目秀的学生模样的青年，他就是275团政治处宣传干事兼团作战参谋、刚刚年满19岁的林拓。
左翼靠近第272团位置的是二营；中间是一营；右侧翼是与我30军交界兼作团预备队的三营；他们各自与团部距离不出500米。
300多名伤员分放在外间的担架和地铺上。这里没有医生，只有一个医助带着卫生班六七个卫生员日以继夜地工作。
他们最先收到的“伤员”是七连的两个“无头兵”。有许多伤员送下来已经不会说话，检查半天不知伤在哪里，到最后才弄清是脚。因为伤口长时间泡在泥水里，又被烂泥泥糊满，既耽误治疗，又使伤口感染，很多伤员很快因破伤风、急性坏俎无法及时抢救而死亡。
为了解部队的伤亡数字，团长王亚明每天都要到祠堂里来一趟儿。当他看到卫生员们毫无休息的状况，大部分人走路都已经昏昏沉沉，就强令他们必须轮流歇一会。
这天清晨，卫生班长李美臣奉王亚明的命令，刚刚休息不到两小时，就被一阵剧烈的排炮声惊醒，刚睁眼，就见一名削了脑袋的侦察兵被抬进来。
敌人的每一次反击，都是以猛烈的炮击和轰炸开始的，然后便是5个团的兵力轮番向高桥以南的我275二七五团的防线冲击。
前沿连队干部伤亡惨重，团部的几个参谋全都下到营、连参加作战。19岁的参谋林拓也下到了三营。八连蔡司庙阵地再次成为敌人反击的重点。林拓赶到时，三营长于克钊正指挥作战，可是转眼间，营长便头部负重伤，被送下阵地时已不能讲话。
一营杨家宅阵地被坦克突破，一营营长刘金文亲自带领一连向杨家宅阵地发起反击；当卫生班长李美臣见到他时，刘金文浑身涂满污泥，全身乌黑，只剩一双白眼珠还是白的。
一营二连在抗击敌人反击时几乎被打光，连排干部全部伤亡，苗指导员负重伤后倚靠着地堡壁实施指挥，终因寡不敌众，阵地失守。一部敌人在坦克的掩护下，从二连阵地突入，继而进至营指挥所前沿。
在这危急关头，一营教导员杨品一紧急任命司号班长殷明义代理二连长，组织营部及二、三连仅剩的30余名战士，向失守的二连阵地发起反击。部队承受着惨重的伤亡，但是官兵们充分展示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军魂，用步枪、刺刀和手榴弹，与占尽火力优势的敌军来回拉锯拼杀。
团长王亚明在他的掩体里坐不住了，电话员一遍遍呼喊“一营”的声音揪着他的心。
打老了仗的王亚明知道前沿部队已近“绝境”，这时候就是关键时候，他这个团长必须要到最危险的地方去了。
他对政治委员林风说：“老林，指挥所交给你了，我上一营去，一营阵地绝不能丢！”
王亚明团长拿起一支卡宾枪，缠上了弹匣袋、腰间插着手榴弹，他把自己变成了一名步兵，带着他的警卫员以及团警卫班的战士，迎着猛烈的炮火，迅速向一营方向增援而去。
这时，从三营与一营交界处突入的另一股敌人借着浓浓的战场硝烟，正迅速向275团指挥所方向突进。他们迅速突破了杨家宅阵地，距离团指挥所只有200米，肉眼就可以看清。
团指挥部所有人员包括参谋、干事、侦察兵以及后勤炊事员，一共还有20余人。政委林风从腰间拔出手枪，立即把所有人组织了起来，用最快的速度部署了团部防御，为了加强力量，就连送弹药上来无法回去的民工们，也纷纷拿起了武器。
林政委沉着冷静，他命令把敌军放到最近距离再开枪，争取第一击就要给予敌最大杀伤，打掉它的气焰，才能守得住阵地。
敌人靠近了，林风命令：“开火！”枪声大作，手榴弹密密麻麻的飞了出去，一下把来袭的敌兵打了个人仰马翻。
但是总体上看，275团指挥所和全团的正面防线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时刻，急需增援。
这时候，援兵正在前来的路上。而带前部队来支援275团的，恰好是王亚明团长在胶东军区时期身边的那位“小通信员”。
接到增援275团的命令后，正在金家桥外围准备作战的279团二营立即出发了。
年龄还不足20岁的副营长王昭坤、和营教导员荆士训，火急火燎的带着部队向275团的防线跑步前进。
荆士训是个沉稳老练的指挥员，而值得重写一笔的，就是副营长王昭坤，从外表上看，这位年轻的足以令人称奇的副营长，更像是一个模样稚嫩、面部表情生动、一身“猴气”鬼精鬼灵的“小老兵”，而实际上他已经是一名真正的百战老兵了。
这个年轻的副营长除了打仗，总是和连里的战士滚在一起，摔交、掰腕子、找技术骨干练拚刺刀。刺杀训练时，他光着膀子一口气可以刺击几千下。平时，他似乎不会“走路”，只会“跑”。从入伍时起，他就是全军出名的调皮鬼。直到当上了副营长后，军长周志坚见到他还叫他“小鬼”。
他12岁时，就敢领着一群半大孩子到日本鬼子的圩子里去为八路军偷子弹。当地下交通员的父亲不幸被鬼子抓去，毒打身亡。作为独生子的王昭坤偷偷跑去将父亲安葬后，就跑到胶东军区当兵。由于年纪太小，组织上安排他去宣传队，但他坚决不肯干那些唱歌跳舞的事；让他继续干“儿童团”召集少年，他也不干；让他学习会计，他说“学不会”数学；最后，上级也无奈了，只好满足他的要求，让他到战斗部队当兵。
王昭坤进入战斗连队当兵时，曾在王亚明身边当了很长时间的通信员。王亚明手把手教他看地图，学习军事知识，教他射击——从手枪、步枪到轻重机枪。他从王亚明那里看的第一本书是《留守兵团作战条令》。
1946年，分区司令员要他下部队当排长，他不去，司令员火了：“你去不去？”
王昭坤在战斗时负过四次重伤。第一次是胶东保卫战，第二次是打潍县阻击。他的手、胳膊、肩、背、右眼都挨过子弹。1947年时，他还真正“死”过一回，从战场上抬下来，大伙一看，没气了，都认为已经牺牲了，就被装殓进一口棺材里，但是还没下葬。这时候，他有一位曾经的女同学在部队上当卫生员，收殓时认出了他，便拿着盏马灯，在他的棺木前哭了好一阵儿，却不曾想，又把他“哭醒了”，否则的话，那口棺材早就钉死埋葬了。
也就是这年，17岁的王昭坤在伤愈后，终于拗不过卡级命令，就到了279团当连长。上海战役时，王昭坤虽冬是31军里年龄最小他营级干部，但已经立了两次个人二等功。
言归正传，王昭坤和教导员带着279团二营经过了半小时的跑步前进，终于到达了275团阵地外围，前方激战正酣，枪炮声声响得让人心头直颤。
二营抵达位置后，兵分两路：教导员带部队支援275团团部；王昭坤带着四连向一营杨家宅阵地冲去，而此刻他并不知道自己带兵增援的具体“对象”，竟然是他的老首长王亚明。
275团指挥所里，政治委员林风带着20余名“杂牌军”，经过了数小时激战，人员已所剩无几，而敌人终于越过前边的房屋，这是通往指挥所的最后一道防线。
突然，有人惊叫起来：“不好，敌人从后面上来了！”林风猛回头一看，他的脸唰地一下白了——果然，一支部队从他们的右后方凶猛地插了过来。
林风刚想下令开枪，但随着距离渐近，他发现这支队伍领头的面孔十分熟悉，他一愣，就听那人喊：“老林！”再看去，原来是第279团的荆士训。
增援部队终于到了，已经准备牺牲的林政委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扑上去紧紧地拥抱着荆士训。
这时候，亲自带着警卫班增援一营阵地的王亚明团长，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了。
当王昭坤正带着四连冲到一营阵地时，隔着老远，他们第一眼就看见了水稻田里站着一个双手抱着卡宾枪射击的人，那人身上的军装已经破烂，一片片地飘扬着，露出半截被硝烟熏黑的脊梁，这个人正是团长王亚明。
一营阵地已经在敌炮火下变成了焦土，营指挥所被炸平了，战壕也被尸体、弹片、树根、瓦砾填满。防线上包括团长王亚明在内所有还活着的人，都豁出了命，或利用沟坎、弹坑掩护、或者干脆就直接卧倒在稻田的田埂边，抱着枪向出现自敌军射击着；每个人都下定决心，准备在这里牺牲生命了。稻田里的泥水被血染红，红得泛黑。
当王昭坤带领部队突然出现，再次击退了来犯敌军时，已经双目血红、准备牺牲的王亚明一时还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甚至怀疑起了自己的神志是否清醒。
随即，二营教导员荆士训也带着队伍赶来了，当他们接过了王亚明手里那支枪管打得滚烫的卡宾枪时，这位身经百战的硬汉终于回过神来，止不住的就落泪了。
浦东战场上，275团付出了惨烈的伤亡，以劣势的兵力和武器，抗击着拥有优势火力的五倍之敌轮番连续猛攻，他们牢牢守住了高桥以南七个村庄的前沿防线，用自己的牺牲，但证了上海战役的胜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