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9月生于江西省于都人，1955年秋考入江西省赣州高级中学（今赣州市第三中学）。1963年秋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后分配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1965年6有起任《历史研究》编辑。1972年秋转至中华民国史组任研究实习员，成为大陆民国史研究领域的第一批拓荒者，1990年晋升为研究员。1991年任民国史研究室副主任，同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93年9月起应聘为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1994年任《近代史研究》主编、编辑部主任。研究方向主要从事中华民国史研究。著有《中华民国史》《关于蔡锷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民国人物传》《关于历史研究的学术规范问题》《近代中国与世界——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专题资料选辑》第1辑、《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中华民国史》（副主编）等作品，以及多篇专业学术论文的发表。
晚清史研究，是清史研究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组成部分。在今天，这是毫无疑义的。1999年姜涛发表《50年来的晚清政治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 期）点破这一点以前，学术界的认识是不明确的，人们谈到清史，实际上并不包括道光二十年以后的历史。
人们说到中国近代史，往往是指1840年以后的中国历史，似乎晚清的历史不在清史研究的范围内。国家清史编纂工程即将启动之际，我参加一个座谈会，一个研究清史的著名学者开出一个清史著作书目，竟都是嘉庆以前的，我问道光以后的算不算清史，那位先生无以应对。还是在那个时候，一位今天在清史编纂工程中承担重要任务的学者，说自己并不适合在清史工程中担任职务，基本理由是自己的专业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可见，在那个时候，中国近代史与清史之间是存在壁垒的，在研究者的心目中，是划有界限的。
从学科分野的角度说，清史与中国近代史之间，是有某种区分的。这种区分，主要是在1949年以后，当中国近代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形成，当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首先出现以近代史冠名的研究所，当中国近代史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在各大学普遍讲授以后。在大学里，嘉庆以前的历史放在中国古代史里讲授，道光以后的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讲授。晚清史与中国近代史的区分，就在学者中自然形成了。没有人专门论述过晚清史与中国近代史的区分问题，也没有任何行政部门就此发表过意见。这是一个学科成长的自然历程。
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对象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很长时间里，大多数学者把1840—1919年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最近20年来，大多数学者把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不管中国近代史学科对象如何演变，鸦片战争至清帝被推翻这一段晚清史，都包括在中国近代史的学科范围内。
因此，从学科演变的历史来说，晚清史与中国近代史发生了不可分离的关系，换一句话说，晚清史包括在中国近代史内。
从中国近代史的角度看晚清史，1840年鸦片战争起始，中国出现国势陵夷的数千年未见的变局，西方势力侵入，西方思想东渐，儒学日渐衰颓，社会性质发生变化；从社会底层到庙堂之上，各方面人士思想动荡，社会严重不安。随着外国侵略加深，不仅对外战争不断，国内战争也不断。
从太平天国、洋务运动，到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再到中国同盟会倡导、推动的革命，直至清廷被推翻，中华民国成立，中国社会出现从“沉沦”到“上升”的转变。西方的机器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移植到中国，中国国内生产方式开始发生变化，社会上产生了新的阶级力量，新的知识群体，譬如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譬如与传统士人不同的新的知识分子群体，戊戌维新开始，国内逐渐出现各种社会团体，为中国的改革和革命奔走呼号。这些社会新势力，都是区别于传统势力的。这也是中国社会从“沉沦”到“上升”转变的重要标志。
如果从清史的角度看晚清史，情形或许稍有不同。从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起始，中国出现国势陵夷的数千年未见的变局，西方势力侵入，西方思想东渐，儒学日渐衰颓，社会性质发生变化；社会底层各方面人士思想动荡，社会严重不安。高官显贵声色犬马如故，他们想的是如何保住朝廷，如何保住乌纱帽，对民间改革朝政的呼声往往视而不见，对农民起义或者革命行动一律采取政策。从清政府一面看，中国社会是在“沉沦”中。庙堂之上不做认真反思，不谋对策，不思进取，没有危机意识，多次失去发展机遇。
所谓发展机遇，含义有三：一是要发展，二是要有国际比较，三是机会来了要抓住不放。所谓抓住，是指决策者自觉的认识和实践。观察晚清社会，并不缺少发展机遇。只是由于当时的决策者不能很好认识迅速发展自己，以赶上世界先进国家的必要性，以至机遇来临时不能很好抓住，终于造成晚清一系列因落后而挨打的悲惨境遇。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沉痛教训。
鸦片战争虽然给中国带来打击，统治者却并不了解事态的严重性。朝廷对世界事务仍是懵懂无知，甚至《南京条约》签订以后，道光皇帝对英国在何方向、道里远近仍全然不晓。林则徐、魏源们虽然得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正确认识，也撰写了《海国图志》那样介绍外国历史地理的书籍，在日本引起轰动，但是在中国国内却反应寥寥。直到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太平军所向无敌，其势力活动于大半个中国，其间，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打到北京，咸丰皇帝不得不“北狩”热河，清政府才切身感受到了外国人的“船坚炮利”。
但最高统治阶层仍认为这些只是“肢体之患”，真正构成“肘腋之患”的还是农民起义。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被彻底以后，国内曾经出现了20 多年相对平静的时期。统治阶层某些上层人物对中外发展的差距已有较多认识，政权相对也比较稳定，如果利用这个机会发展自己，事情未必不可为。日本正是在这个时候通过明治维新，奠定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基础。中国统治阶层中一部分人如军机大臣奕䜣，封疆大吏曾国藩、李鸿章发起洋务新政，造船造炮，发展军事工业，随后又以官办或官督商办形式发展了一些民用工业。
这些人试图只在器物层面上做一些变动，而不变动思想观念、社会制度来谋求民富国强。即使这样局部变动也没有取得整个统治阶级的共识，顽固派、反对派，朝野上下所在多有。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也只是居中驾驭，并无定见。这与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统治阶级正好相反。一次发展自己的机会就这样没能抓住，失去了。甲午一战，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洋务新政主持者们求富求强的梦破灭了。
晚清发展的第二次机会是在戊戌维新时期到来的。甲午战后的民族危亡给那些不曾“入仕”的知识分子们以极大的刺激和启迪。他们讲学办报，集会结社，一方面积聚力量，同时也给群众以新知识的宣传和灌输。他们希望通过由下而上，再由上而下的方式，变革朝政，变革思想，发展国家的资本主义。康有为、梁启超是这些人的代表。恰好年轻的光绪皇帝想巩固自己亲政的地位，摆脱慈禧太后和老旧重臣的控制，于是与康梁一拍即合，发动戊戌变法。但是变法不过百日，慈禧一伙发动宫廷政变，囚禁光绪，处死戊戌六君子，断送了变法的前程，使中国再次失去了发展的机遇。皇帝尚且不能掌握朝廷实权，那些流亡海外的士子们以保皇相号召，也只是徒呼奈何了。
光绪二十六年（1900）十二月初十，清廷借光绪皇帝名义发布变法上谕，特别指出：“懿训以为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自丁戊以还，伪辩纵横，妄分新旧。康逆之祸，殆更甚于红拳。迄今海外（甫）逃，尚以富有、贵为等票诱人谋逆。更借保皇保种之妖言，为离间宫廷之计。殊不知康逆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实则剪除乱逆，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这是说，慈禧太后是不反对取外国之长补中国之短的，在剪除了康、梁等“乱逆”以后，她是同意变法维新的。这是慈禧太后在新的形势下的自我辩护。这表明，她不是不愿意变法，而是不许光绪皇帝、康有为、梁启超等主持变法，她要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实行变法，要把变法事业抓到自己手里来做。其实质是在维护皇权的前提下实行变法。
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第三次发展的机会。在由谁来掌握这机会上却出现了复杂的情况。在朝的统治者和在野的革命派、立宪派都想掌握这次机会，而且在朝、在野各自演出了程度不等的悲喜剧。八国联军侵华给清统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教训。他们认识到完全按旧的方式很难维持统治，决心实行新政。从1901年到1911年，清政府在实行新政方面确实有了相当大的动作。朝中大臣反对实行新政的声音很小，反对新政改革的派别几乎不存在。这是与前两次新政根本不同之点。
清政府不仅派出五大臣赴东西洋各国考察政治（这是承认政治不如人的表示），而且在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法制改革方面迈出了较大的步伐，颁布了大量的政策法令、规章条例。某些措施已经触动了清朝统治的根本，如在政治上宣布预备立宪，在中央设资政院，在各省设咨议局，扩大了民意表达，在官制方面也作了一些革新；在经济措施上鼓励资本家投资工商企业、鼓励资本家发展，商会的普遍发展在客观上鼓励资本家组织起来；在教育上废除科举，建立新式学制，举办大中小学，形成了新的人才培养机制；在法制改革方面也冲击了传统的政法不分、立法司法不清的观念，等等。
这些都是此前的两次新政不可比拟的。如果把这次新政提前40年，中国的发展道路可能不同，发生中国式的明治维新并非不可能。但这次新政改革是在中国已经诞生了新的阶级力量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新式知识分子群已较多认识到中外发展的差距而力求有更大的改革动作，最高统治者捍卫皇权神圣意志坚决，对体现皇权的有力统治机构军机处不许触动，把应允预备立宪的时间拖得太长。
满族亲贵加紧控制政权，尤其加紧控制新练的军队，得罪了热衷于君主立宪的立宪派，加深了满汉矛盾；清政府完全站在革命派的对立面，改革以巩固皇权、防止革命为目的，使得这次改革在革命派和立宪派的联合攻击下失败，使得清政府失去了最后一次借改革以谋求发展的机遇。这一次失去发展机遇，对清朝统治是致命的。它在革命派和立宪派的联合攻击下，失去了统治的合法性，终于被迫走向灭亡。
综合起来看，晚清史与中国近代史，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区别方面，除了上面所讲外，还有一点，晚清史只是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不是它的全部。联系方面是很清楚的，而且是基本的，那就是，从清史看晚清史，或者从中国近代史看晚清史，所看的部分是同一个，晚清历史是基本的研究对象。从这一点来说，前面所说的研究角度的不同，也不能说得太过绝对。
美国研究清史的学者提出了“新清史”概念，据说被称为一个学派，而且在美国学术界引起深刻辩论。所谓“新清史”学派，在中国学术界近年也引起关注，出现一些评论。我发现，中国学者对所谓“新清史”多持怀疑甚至不大赞成的态度。
我对“新清史”学派的论著缺乏深入研究，只看过一些评论和介绍。“新清史”派的研究中主张重视作为中国统治民族满族的主体性研究，主张重视利用满文档案和其他民族的文字书写，主张重视满族在创建清朝中国中的贡献，注意研究清朝统治者的“满族性”，这是对清史研究有积极意义的学术见解。
但是，对“新清史”的学术成就不能有过高的评价，毋宁说“新清史”的基本学术倾向是值得质疑的。什么“不同凡响”，什么“挑战”，云云，是不切实际的评论。“新清史”的主体观点是所谓满洲帝国与中国不能画等号，中国只是满洲帝国的一部分，等等，是找不到史料支持的空中楼阁，是研究者的主观想象，是西方世界观在中国历史研究上的折射，不值得称赞。华裔美籍历史学家何炳棣的评论是值得重视的。
中国学者刘小萌、黄兴涛等先后做出了学术评论。刘风云、刘文鹏编了《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文集，搜集了美国学者有关“新清史”的辩论和中国学者的反应，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在2009年专门召开国际学术讨论会，以“新清史”的讨论作为会议的主题。会议论文集题名《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发表了众多学者的见解。
有的学者开始采用“新清史”的观点研究清史。有一篇介绍《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以下简称《满文寄信档》）的文章，分析、介绍了这本书的史料价值。《满文寄信档》的主旨是运用“新清史”的观点和方法来介绍这本书，研究是否达到预期，是令人怀疑的。据作者介绍：乾隆朝满文寄信档“是清代军机处专门抄载寄信上谕的重要档簿，无汉文副本，珍贵性毋庸置疑”。作者认为，“‘新清史’无疑具有极大的挑战性，需要深入研究清史特别是深入研究满文档案之后予以验证和回答”。
这篇文章介绍，乾隆朝满文寄信上谕反映了西北边疆和东北等地政治、军事、民族、外交等诸多方面的史实，特别是边疆民族事务，以及边疆地区与外国关系事务，在没有汉文副本的情况下，它对于研究清史的史料意义特别重大。该文作者引用“新清史”研究者的观点指出：“重建清代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各种不同层面更完整的图像，满文档案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果这的确是所谓“新清史”派的观点，这句话等于白说。
很明白，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研究清史需要重视满文档案，从来没有人怀疑过。中国清史学界怀疑过这一点吗？从来没有过。注意发掘满文老档和整理、编辑、翻译满文档案一直是清史研究者努力追求的。
《满文寄信档》引用“新清史”观点指出：“‘新清史’认为满洲人从未失去他们在清代社会中是一个特殊群体的想法，他们可以维持少数统治的原因，主要因为他们能够一方面运用中国政治传统，一方面又同时维持其独特之认同。”在研究清史的学者看来，这句话没有任何新意。满族始终是有清一代中国社会的统治者，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始终存在着满汉矛盾，一直到1909年三岁的宣统继位，他的父亲载沣任摄政王，还在排斥汉大臣，1911年5月成立的所谓责任内阁，实际上是排斥汉大臣的“皇族内阁”或者“亲贵内阁”。这正是满族亲贵维持其满族独特统治之认同的强烈表现。当然，正是这一表现，加速了满族王朝的崩溃。
《满文寄信档》在“乾隆朝满文寄信档的‘新清史’研究价值”一节中，指出了几个事实：一是寄信档没有使用中国、中华字样，而是使用了“大清国”字样，作者认为，“自称‘大清国’并不能说不代表中国，这就类似于自称‘大明’而不说‘中国’”。应该说“大清”与“大唐”“大元”“大宋”“大明”一样，正是继承了中国历代王朝改朝换代后的命名传统。二是“满文寄信档的对外叙事中，大量出现的是‘天朝’一词”。
作者指出，“由于‘天朝’一词为汉族语汇，传统上代表中国，因此‘天朝’延续了‘中国’的用法和含义。我们难以判断‘天朝’是‘大清’而非指‘中国’”。以上两点正是说明满族统治者的“中国认同”，在这个大关节上，我们看不出任何与此不同的独特的满族特点。据黄兴涛研究，《清圣祖实录》卷143 所载碑文辞，康熙时期“大清国”与“中国”已经在完全相同的意义上使用。可以毫无疑问地断言，入关之后的“满洲”不过是满人的族群认同符号而已，它与其自称“中国”的国家认同之间存在着本质差别。
《满文寄信档》在指出满语为清朝国语，承办八旗事务及边疆少数民族事务的满蒙官员，一般都用满文缮写公文，不准擅自使用汉文；有关诰敕、谕旨、寄信及各部院的行文，也都用满文书写。同时，作者指出“满人的汉化也是明显的事实”。这一节的研究结论，处处反驳了“新清史”的观点。这告诉我们，“新清史”的观点是没有充足理由的。
“新清史”是美国一些研究清史的年轻学者提出的主张，在美国也引起争辩。在我看来，“新清史”没有那么新。说“它的出现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对如今的清史研究提出了挑战”，未必是准确的。“新清史”的研究者只强调清初的历史，未能观照到晚清的历史。综观有清一代的历史，“新清史”的缺陷是明显的。“新清史”十分关注清初对边疆地区开发的研究，将清史研究从中原转移到边疆，有一定的道理，但清末的边疆正是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对象，“新清史”在这里如何解释呢？
如果将“新清史”称为一个学派，它应该对全部清史有一个贯通始终的解释体系。实际上，我们没有发现这样的体系。研究清史，从客观的学术立场来说，不必过分强调大汉族主义，也不必过分强调大满族主义。反对大汉族主义，不必否认满族的汉化，满族的汉化是一个缓慢的长期的过程，所谓汉化，主要是指满族统治阶级对汉族文化的全盘吸收和提倡，满语和满文从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逐渐消失。指出这一点并不是强调满族统治阶级的“满洲性”已经泯灭，满族作为有清一代的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对汉族的提防和限制是一直存在的。
“皇族内阁”的成立是一个明显的标志。主张大满族主义，不必对满族的汉化刻意回避。汉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各少数民族。中国历史发展中，存在着各民族的冲突、碰撞与融合，长达几千年。这样一个过程中，汉族当然从各民族中学习、吸纳了不少文化因素，但总体而言，是高度发展的汉族文化成为其他各民族学习吸纳的主要对象。这正如资本主义发展成熟以后，资本主义的经济文化明显高于前资本主义，在炮舰政策的推广下，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影响了世界各民族。即使自称高度发展的汉族经济文化，也受其影响，满族文化自不待言。
在2009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举办的“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讲座教授、“新清史”学派的代表性学者欧立德（Mark C.Elliott）发言说：“新清史”很难说是一个学派，只是一种视野或思潮。他个人的研究只是强调满族人之所以成功不仅是因为汉化，而主要是因为保持着强烈的满洲特色。对于10 多年前何炳棣与罗友枝之间的那场论战，他非常倾向于何炳棣的观点。他认为，清史确实是中国史的一部分，清朝和中国是不可分的。这一段即兴发言，几乎颠覆了“新清史”学派的基本主张，使研究回到了正确的清史研究轨道上来。
趋新厌旧，可能是人们追求知识的秉性。但是，对于新，要做出分析与判断。有的“新”，是新瓶装旧酒；有的“新”里埋下了毒药；有的新，是真正的创新。晚清政治史研究，要创新，要有新的研究视角和新的理论与方法。对于外洋号称的新理论，一味趋新厌旧，不一定是可取的。晚清政治史研究，不可跟风走，不可被所谓“新清史”蒙蔽了学术视野。中国学者，要有学术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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